时至今日,香场路依然保留着民国时期车行的遗留建筑。
民国时期,汽车修理工具放在车库里。
民国时期,随着外来思想的涌入,北京古城出现了一种新的租车业务——“车商”。有的车商不管大小都只有一两辆,很少有车商能有五六辆。
那时候,车行司机是一个很光鲜的行当。司机经常把自己打扮得像珠宝一样,以衬托有钱的车主。同时,围绕车行,衍生出修车、存车等各种业务…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车行存在了40多年,车行里发生了很多故事。这些轶事的背后,见证了当时热闹的社会局面。
车店司机“讲头讲脚”
民国时期,北京的车商主要经营出租车。它们是什么样的车?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外国车自然是在车库里。大部分车都是美系车,比如雪佛兰、道吉、福特、别克等品牌,还有现在听起来很陌生的几十个品牌的车,比如奥斯比、德托托、埃塞克斯。面对这么多纷繁复杂的汽车品牌,当时人们往往把这些车称为“万能车”。
车行的车源很多,其中一种是在中国的外国人或者中国的富裕家庭卖给车行的。另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北京的一些外地车店(北京的外地人开的车店)。1913年,法国人率先在东单开办了闫飞汽车蔻驰公司,也从事马车和汽车出租,主要服务于外国使馆工作人员、官僚和外国在京买办。此后,美丰洋行、共茂洋行、界龙洋行、毛亨洋行等汽车公司相继出现。
日本人曾在北京设立汽车商店,如滨崎步商会、丸红公司、达特桑(现日产汽车公司)。日本的汽车经销商有七八十辆出租车,都雇佣来自中国的司机。到日军占领北平时,日本势力甚至渗透到北京运输协会中,有三名日本人仍在协会中担任顾问。据记载,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三位日本顾问才不得不从北京运输协会辞职。可见,日本人在中国开车,不纯粹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侵华方式。
无论是国外的车行,还是中国人自己开的车行,大部分还是雇佣中国司机,司机必须有驾照。但是,那时候学车比现在简单多了。不用考路考,不用考机械知识,不用考交通规则。走丁字就行,不要碰杆子。这是因为那时候车少,人们没当回事。学车当时叫“跟车”。他们帮师傅擦车,摇车,烧炭火,开关车门,招呼客人。有空的时候,他们就去摆弄汽车。师傅说好,徒弟就去丁字了。T型步行的场地是前门消防队的足球场,靠近现在的历史博物馆。通过T走的话,社会事务局(工务局)会发驾照。
“跟车”(汽车学徒)不仅要学会开车,还要跟着师傅开车。一般不坐在车里,但是有客人坐在车里,他们就站在踏板上(老爷车门口伸出来的一个踏板),把胳膊搭在车门上,也是相当可观的。客人上下车时,他们迅速跳下车,开关车门,帮助客人。如果客人穿的是长袍、夹克和长裙、斗篷,就得帮他们拿衣服,不能让他们被抓到。这时候的他们都在低头咧着嘴笑,也没那么得意了。
那时候,能坐得起出租车的都是有钱人家,司机必须穿着得体,否则没人愿意坐公交车。这就是所谓的“谈头论脚”司机穿丝绸或竹袍,双排扣夹克等。夏天;秋天加外套和毛毯帽;冬天穿大棉袄,外面还要穿外套,头上还要戴个皮帽。甚至还有司机赚了点小钱,手上戴着大金戒指。客人们不认为这是喧宾夺主,而是认为这是搭车。所以当时车行的司机都是“头头是道”。
那时候开出租车绝对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因为收入高。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车库里不给司机发工资,司机的收入全靠客人给的小费和餐厅给的餐费。如果你不付饭钱,你得把小费付给柜台,然后和车库里的其他伙计分了。除此之外,你还要支付长跑和来回跑的收入。这是规矩,钱没人知道。
分工由掌柜主持,按人头平均分配然后塞在各自的床垫下(司机除了下班都住车库),所以下班回家回到车库的司机第一件事就是把床垫角打开,有钱就放好,不用多说。
车行周边有很多商家。
民国时期,出朝阳门到冯润(河北唐山)是少有的长途路线之一。当时,JD.COM玉田、冯润和蓟县地区的许多商人都在北京做生意。时不时有五六个人合伙租车回家,一趟四五十块钱。每个人都不能分享很多,这是方便和负担得起的。在等待返程的时候,那些搭便车进京的人就在路边等公交车来。有时候,一辆车能塞进七八个人,甚至两个人都要挤进驾驶室。不行就蹲着,门踏板上能站一两个人。回程的票价收入叫做“往返”。司机上交柜子,要说多少,司机也拿来回收入的提成,剩下的不再分。
那时候司机跑长途来回拿活,最怕被抓。一个在JD.COM的白庙桥,一个在邦沟。看守夹子的警察要求司机带两两茶叶、一条毛巾和一个手电筒是常有的事。有时候要求司机让座,司机也得答应。司机都习惯了,也有办法处理。车一到夹子,司机把运单递过来,里面有一块钱,警察挥挥手就过去了,不然就等着麻烦了。
有时候,警察帮订了座位的客人,很难拿到车费。当一个客人问车费时,他说他会给警察,让司机无可奈何。店主也明白这一点。
当时北京的车商都知道一件事。一个叫依达棉的司机路过河北三河,他的车抛锚了。他在解放区遇到了八路军。八路军给他做饭,告诉他,如果他答应留在解放区,每个月给北京的一户人家发米面。司机担心他的父母,他的妻子和孩子,所以他犹豫了。八路军没坚持,给他钱,背他过河,送他回城。这个故事在车库里传开了,人们都说八路军好。
民国时期,围绕车店和车,有很多相关的生意。比如火车站等车来车往频繁的地方,就有一些人专门维护车内秩序,他们被称为“磨合”。“一起跑”管理车厢,让车厢先来后排队,等火车到了客人出来,按顺序调度车厢,有时还帮客人拿行李。司机愿意有这样一群人,省事。于是形成了一个规矩,车行的司机去火车站要给“跑”三两毛钱。
剧院门口也有“跑者”,但他们负责的事情和火车站略有不同:把人送到剧院的大巴停在一边,司机可以找个地方喝茶休息。跑者会看车,客人一出门,跑者就会喊司机过来。秩序井然。但是到了年底,“磨合”肯定会绕着车走,说是拜年,其实是要求车行给点钱,但是车行也感谢他们一年的照顾。
还有一个修车的商家可以和车行取得联系。那时,在北京这一行最有名的人是孙伯海,他住在万明东路南端。他是天津美国洋行的半研究生。至今还保存着美国的汽车维修手册。
因为名气大,孙博海用的是坐在地上等人来找他的方式。真正的司机自己修车,白天工作,晚上修车。找人修车,不就是往人家口袋里塞钱吗?修车厂修车,只要发动机能工作,最后轮子能转。
当然也有走街串巷的修理工。他们把工具箱夹在腋下,解决小问题,赚点小钱。他们被称为“双包装工”。
祥昌路附近曾经有一条汽车配件街。
一般来说,一个汽车司机必须有一个店铺名称,一个商店和一个电话号码。但是,也有车,别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你需要借用另一个车库的招牌,把车停在一个字号的车库里,剩下的工作让别人来做。当然,这是双方同意的事情。汽车商店试图创造一个强大的门面。有时候一个车店可以同时挂几辆车。而且借别人的招牌,还得给人家交管理费。当时也有几个车主合伙租了个店,装了电话,登记了名字,费用均摊,所以不叫借招牌。
有意思的是,当时也有车主没有店名,没有铺面,没有电话,也不隶属于某个汽车店。他们开着车满街跑,被称为“野鸡车”。一般这类车主都没有熟客,收入较少。跑野鸡车还有一个原因。一般来说,这辆车的状况很差。跑一趟,转一趟,修车三天。也许有一天,我会退出。
民国时期很少有司机买新车,普遍不具备实力。有的是从国外外企租车,然后分期付款。而更多的车商是将一些旧车进行清理后再投入使用,投入少,利润可观。比如弄个福特车壳,弄个道吉发动机,只要车能跑就行。
当时人们主要看汽车的外观,汽车的美观是第一位的。当人们看到一辆漂亮的车时,他们称赞司机:“你的车真漂亮!”车主经常这样回答:“哎!把车救出来!”有一次,一家车行的老前辈花2600元买了一辆八成新的雪佛兰,拆了引擎盖,卖了2600元。然后,他花200块钱从前二路买了一台旧的四缸发动机,现在还在用。这就相当于白赚了一辆车。
大部分汽车储蓄者会得到一些旧汽车零件来储蓄,主要是因为它们便宜。原来,香场路沿线有很多车商,香场路附近的前二路形成了一条汽车配件街:收二手车、拆二手车、卖配件一条龙。像样的配件,店里经常有卖的,跑烂了就堆在路边,有人看到就会有用。干这一行的,经常有人修配。当他们空闲时,他们就拼凑出一台“裸”发动机(没有电机、起动机、化油器和其他配件)。这时候车辆售价高,但比买新车便宜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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