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

口述|马怀奇

整理|葛邦宁

出品|邦宁工作室(gbngzs)

编者按

中国一汽和大众牵手最初是自然巧合还是必然？东西方公司的合作最早从哪里开始？当时双方的首脑耿和哈恩在饭店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有多少人知道？在柏林举行的关系到合资企业命运的15万辆汽车项目关键谈判中，双方进行了怎样的对抗、妥协和妥协…

魔鬼总是在细节中，细节总是迷失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自始至终参与此事的翻译马怀琦为我们解密了这些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80岁的马怀奇决定还原这段历史，动机很简单。

他说，关于一汽和大众合资合作谈判的文章和回忆录数不胜数，但遗憾的是，这些辉煌的回忆录和记叙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一汽和大众之所以能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在于“有一个为一汽轿车制定了明确发展战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耿赵洁厂长”“没有耿主任，就没有一汽大众今天的一切。”

耿，一汽人心中永远的“耿主任”，是一汽第六任董事。他执掌一汽帅印14年(这一纪录至今无人打破)，带领几十万一汽人打赢了解放和轿子两大战役。在一汽尚清教的第三次创业中，他以百折不挠的韧劲，不计个人得失，常人无法比拟的勇气，推动一汽克服种种烦恼，最终与德国大众修成正果。今天的事实充分证明，耿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可以从两个节点看出来:

一是1987年10月，哈恩第一次访问一汽后，耿承诺一汽代表团将在两周内回访，结果是在离开前，因上述发言而暂时中止。但仅半个月后，又改口称“企业选择合作伙伴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政府部门)不会干涉”，回访重启。如果不是耿的坚持和明智的操作，一汽和大众的合作可能会到此为止。

第二，双方原定于1990年7月20日在柏林草签合资合同，但在一汽代表团19日离开之前，得知第一天谈判的CKD(所有零件装配)价格因双方理解不同而发生戏剧性逆转。一夜之间，谈判从愉快到几乎破裂。去柏林签售真的很尴尬——如果去了，不谈就有失尊严；如果不去，就意味着谈判破裂，难以改变。“狼堡在冷云中一片漆黑，气氛颇为悲壮。”两难之下，耿奋力向前，终于完成了最初的合同。其中的悲喜冷暖，只有亲历者自己知道。

“每个人经历不同，立场不同，视角和层次不同，对成败的判断也不同。”在马怀琦看来，“很多人都在讲述这段历史，但不同的信息汇集在一起，就像一个真假万花筒，就像AI一样——越进步发展，离现实越远。”基于此，他愿意敞开心扉，还原当年的真实场景。

确切的说，是一个人，一段友情，促成了这次难得的口试。有人称他(耿)为汽车之王，也有人称他为传奇人物。在我心里，他是一个让我敬佩的英雄，一个让我觉得有点悲剧的英雄。”马怀琦说，这位悲壮的英雄，既有关心几十万一汽人、不顾个人仕途前途的侠义情怀，也有未能施展更多才华的遗憾。可谓是“因果是无限循环的运气才遇到”。

如今，一代汽车人虽已退隐江湖，但不就是“老兵不会死，只会渐渐淡去”吗？

2024年6月20-21日，马怀琦在北京公寓附近的一个茶馆接受了邦宁工作室的口述史采访。在两天十几个小时的回顾中，他还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一汽与大众合资谈判的内幕和细节。

他还带来了很多珍贵的原始日记和相关图片，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企业家们是如何在冰与火的考验中，在商业与感情的较量中，为中国和一汽赢得更多利益而做出各种努力和牺牲的。

7月13日，我们请马怀奇查看文字和图片资料，他给我们看了几天前与耿的视频。在视频电话中，两人谈到了当年在德国的各种谈判。耿赵洁感谢他留下了宝贵的信息，并说:“我们只想到了前进，从来没有想过未来会发生什么。”

马怀祺表示遗憾，他不能留在耿身边，为一汽多做些事情。耿赵洁说:“我从心底里非常感激你，我后悔没有尽全力留住你。”它的风景很感人。

1971年，马怀琦退休到一汽，1993年从一汽退休。在此期间，他作为一汽的译员，经历了一汽与大众从合作到成立合资公司(一汽-大众)的所有重要谈判，并将所见所闻所思写在日记中，让我们今天能够真切地触摸到那段历史。

从今天起，邦宁工作室将分三次发布采访节选。我要向那一代汽车企业家致敬。

▲耿的近照，摄于长春公寓，2024年7月14日。图/张学东

我的第二所大学

我1944年出生在淄博。1963年从吉林实验中学考入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军区。1971年8月复员，进入吉林长春一汽。

因为喜欢看书，本来想去吉林省或者长春市的图书馆工作。结果误入一汽，被分配到科技部信息科。期间，设计部和技术部合并为科技部，后来两个部门分开，信息部归技术部。

当时情报部门的头头是窦，我们都叫他“老窦”。被李岚清称为“青年翻译家”的老窦，与孟少农、李刚、陈祖涛、潘成烈组成一汽五人筹备组，被称为“最早的一汽人”，可以说是一汽元老中的元老。他正直、孤傲，并以耿介为荣，我一直视他为楷模。

信息科分为出版组、编辑组、检索组和翻译组。我在翻译组，语言有英语、日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我过去学习俄语。一汽成立初期有200多名俄语翻译，后来很多都转专业技术人员。我身边的老翻译都可以称之为我的老师。那时候年轻，跑图书馆，找杂志，翻文章，交稿子。翻译中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找老同志请教，所以很快适应了工作。

▲2024年6月20-21日，马怀琦在北京接受口述史采访，并带来大量原始日记和照片。

1973年，我和一些老俄语翻译一起被派到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办公室工作。对阿援助项目全称是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恩维尔机械厂扩建项目，相当于新建一个汽车拖拉机零配件厂，由一汽负责。项目涉及的所有技术文件和资料，从工厂设计、土建工程和车间到零件设计图纸和加工工艺，包括工艺卡，都必须翻译成俄文。翻译后的文件交给何光远(后来的机械工业部部长)和郭斌校对。

我是文科专业，对汽车生产管理和制造技术一窍不通。在援外办做了四年翻译实践，从头到尾学习了汽车制造的方方面面，相当于又上了一次大学。虽然我学到的知识还很肤浅，只能算是肤浅，但是已经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翻译得更准确，我们在工厂早期借用了苏联提供的相关原始图纸和文件。当时这些图纸都是翻译成中文的，有些翻译和我一样都是业余爱好者，缺乏工业生产的实际知识，难免闹出笑话。

比如铸造车间传动链的挂钩在俄语里叫小狗，有的翻译直接在图纸上标注为“小狗”。再比如，机加工车间机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冷却液和油，最后流入一个大铁槽。在俄语中，槽和澡堂是同一个词，有人直接翻译为“把这些废液排入澡堂”。

所以外语学习者到了工厂之后，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这也是外人无法代替工厂翻译的根本原因。

援阿结束，印象中是1976年底，小李(李增虎，直爽，能干，肯干，德语水平极高，远非我德语可比)被调到北京，与李岚清、齐芳等领导一起筹备第三汽车(重型汽车厂，1980年下马)。厂里没有德语翻译，老窦就把我送到上海机械学院举办的科技德语高级班学习德语。

1977年初至1978年7月，我在上海机械学院学习了三个学期。学德语中途出家，只能说是业余的。然而，我的老师戴和都是中国德语教学的顶级老师，所以我的收获将使我受益终生。

学完德语回到一汽，思想起伏不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和俄语一样，翻译也没什么不好，但由于缺乏口译实践，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翻译。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去了第三汽车筹备组的办公室，问他们是否需要翻译。他们说可以考虑，但没有明确表态。

回工厂的时候我跟老窦说了，他不高兴，说如果送你去学习，我至少要在一汽干三年。我也有点不好意思。我为老窦的栽培和期望感到惭愧，于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工作。

说来也巧，当时中国和东德用两台旧电脑(仅机房就需要100多平米)，一台给北京汽车厂，一台给一汽。一汽成立了专门的电脑室，一开始主要用来算工资。后来，汽车研究所、设计室等单位逐步引进计算机进行CAD、CAM。

引进计算机后，东德专家到一汽培训编程语言和操作方面的技术人员。操作手册近300万字，都要翻译成中文。于是，从1979年底开始，我在电脑室工作了三年。除了在课堂和现场培训中担任口语翻译，还翻译了大量资料。除了计算机部门的人，一汽其他单位和国外一些厂家也派人来学习。大家都叫我“马翻译官”。

就这样，通过在电脑室三年的练习，我的德语口语已经基本过关了。

▲马怀琦(右)接受邦宁工作室采访。

我第一次出国是在1983年。当时，一汽、二汽(东风公司前身)、大连机床厂准备通过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以下简称中汽公司)引进德国Hueller Hille公司的组合机床。组长是中国汽车公司的刘子毅，成员有一汽、二汽、大连机床厂的有关领导和总工程师，我是翻译。

模块化机床项目历时数年，包括实习、培训、电气、验收等。我跟着看了四五遍。引进一汽的目的是解决解放CA141后轮轴主销孔的加工问题。德国机床是模块化的，一个一个组合起来，就像搭积木一样，具有高度的通用性和组合性。当时国产机床在加工精度、刀具材料硬度、管道密封等方面都很难和德国机床相比。

在现场，我们看到机床的管路布置非常整齐，就找他们要图纸。对方说没有图纸，工人根据实际情况自己测量整理。我们很惊讶，这就是德国的工匠精神。以及他们对技术人员的培训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组合机床项目之后，我参与了解放卡车仪表板软化的项目。那时候老解放要换了，驾驶室的仪表盘本来就是个大铁壳。需要软化部件，使用PVC(聚氯乙烯)作为外壳，PU(聚氨酯)作为泡沫，并引入德国技术。一汽设计室和座垫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去德国培训实习，我担任翻译。

随后，一汽准备推出焊接机器人。作为陪同翻译参加培训的技术员，我在库卡德国工作了3个月。

换句话说，在接触一汽大众项目之前，我已经和德国公司接触过很多次了。这些德国公司的客户主要在汽车行业。我们每次去，他们都会邀请我们去参观使用他们产品的汽车公司，比如大众、奔驰、宝马。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是通过这些项目，我和一汽的很多技术人员对德国汽车企业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一汽会和一家德国公司合作生产汽车。

一波三折回访

一汽和大众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在1987年2月12日。当日，上海大众德国经理汉斯-约阿希姆·保罗(Hans-Joachim Paul)和德国大众北京首席代表李·来访。在我的印象中，双方讨论了合作的可能性。

但那一次，我对自己的翻译极其不满意。保罗说话很快，有很重的南德口音。因为陪他的是李，一个德籍华人，他根本不在乎我能不能听懂他的话。一般来说，如果我听不懂，我会要求对方重复一遍。但是他一点也不客气，一点也没有重复。相反，他只是说，“李文博，你翻译。”这让我很紧张。

2月14日，我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写下了我的感受。

12日，大众汽车驻京代表李先生和上海大众德国公司总经理Paul先生拜访了上海大众，耿、、范恒光等领导接见了他们。双方讨论了合作的可能性。作为一名翻译，我对自己很不满意。这么重要的会议，我的翻译水平达不到领导的要求，有时还会出现翻译错误。

出现这样的问题自然有很多原因，但是光努力是肯定不够的。很多人认为在德语里，我是汽车厂的第一，总会听到表扬，于是在脑海里渐渐习惯了这样的表扬，变得自满，放松了努力。虽然这次没有人批评我，但我知道翻译得很糟糕。12号晚上，我睡不着，想着想着，除了愤怒什么都没有。

昨天我和他们参观了几个工厂，下午他们就离开了工厂。

这里有一个背景值得一提。当时上海大众(现上汽大众)虽然已经成立三年，但是桑塔纳国产化进度缓慢，大众非常不满。时任奥迪股份公司董事长的卡尔·哈恩(Carl H Hahn，以下简称哈恩)的战略布局是开拓亚洲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市场。

参观一汽后，保罗和李看到了一汽的技术实力和基础，这为哈恩10月份访问一汽奠定了基础。所以，这才是一汽和大众合资的真正出发点。此前，大众和一汽不仅地理上相距甚远，彼此也不了解。就像一堵墙，李率先打破了这堵墙，可以说功不可没。

▲1987年10月20日，哈恩率领大众汽车高级代表团首次访问一汽。

双方第二次重要接触是在1987年10月20-21日。因为当时真的很忙，只能在10月24日写下来:

20日至21日，哈恩先生率高级代表团访问北京，受到国务院副总理等的接见。当然，他对工厂的访问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耿主任亲自陪同参观，谈了双方的合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帮助上海实现桑塔纳的国产化，二是生产奥迪100。

德国的态度很明确，要求基本满足。下一步取决于我们是否迅速做出决定。耿主任已同意在两周内提交赴德公访代表团名单。我想知道我是否会成为一名翻译？我这两天翻了一下，比上次保罗来的时候好了一点，对方也表扬了几次，但是我自己还是极度不满意。这和紧张有关，因为这毕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件事对一汽来说太重要了。一汽制定了明确的轿车发展战略:从中高级轿车起步，轻型车结合，封锁进口，一次规划，分期实施，最终达到30万辆的经济规模。具体来说，分为两步。第一步，作为试点，形成3万辆中高档轿车的生产能力；第二步，选择国外合作伙伴，建设符合规模经济的汽车生产基地。

在与大众接触之前，一汽一直在与美国克莱斯勒洽谈合作，为了开发汽车，引进了对方的488发动机。接下来，继续推出搭载这款发动机的道奇600车型也就顺理成章了。哈恩参观后，一汽正式将奥迪100带入视野，准备将其作为试点项目。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变化真的很震撼，可能从上到下都不太能理解。耿主任作为一汽的掌门人，需要怎样的远见和勇气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陪同哈恩的代表团成员有博格沃德(大众汽车质量总监)、波斯特(上海大众副总经理)、韦伯(大众汽车合作部部长)、李。他们离开后不久，耿主任决定谁将回访公众。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

下班前，赵振海主任找我谈两件事:一是工厂决定派任总工程师，李任副主任，许(汽车研究所所长)去西德考察，我当翻译。二是我在厂库指定后的工作安排。

对德国的访问是在哈恩先生10月20日访问时决定的。我有心理准备，但是我不确定去德国的时候要不要带翻译，因为太重要了，有些领导人可以直接用英语对话。现在任务落在我身上，我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

这次访问的结果会对工厂下一步的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可能会成为一件大事。成败值得铭记。

▲在德国俾斯麦故居合影，从左至右:许、林、李、马怀祺、郑。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六日

一上班就去徐强项听指示。主任告诉我，这次访问的名称是考察红旗(CA)775发动机的问题，重点考察奔驰560发动机，同时考察法国的雪铁龙和雷诺，意大利的菲亚特，洽谈购买一批样车。其实是10月份和大众开会的延续，就是耿主任回复对方“接下来做实质性工作吧”。

为了避免大众内部产生误会，昨天许主任致电大众驻京办，打算先向李解释，希望他们能理解，但电话不通。

主任跟我说了之后，我马上出国办案，起草出国申请报告，然后去123栋找主任审批。耿主任当即批准了《同意检查书》，并指示尽快处理此事。

回到驻外机构，李光荣说他需要对方的邀请函。回到办公室后，我给李打了个长途电话，最后接通了北京饭店，才知道他们已经搬家了。新电话号码未知。我让李光荣帮我检查一下。下午我挂了电话，李不在，我只好告诉他办公室的人尽快给我们发请柬。为了避免麻烦，请给我们发函和电报，邀请我们参观大众汽车及其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分公司。为了进一步解释我们的意图，请今晚务必给我打电话。然后，李光荣被要求给大众北京办公室发一份电传。

晚上，等到10点钟，李却没有打电话来。

为了不让公众误会，我们本来打算先跟李沟通一下，但是出了点问题。李想不明白为什么一汽被邀请去拜访大众谈合作，还要去法、意考察发动机。他直接打电话问(李)，但是不知道徐主任跟我说了什么。一汽研究后决定改目的地西德，其他国家等出去再说。但是，大众的邀请一直没有看到。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

李真的不明白我们的意图，但他没有叫我，而是叫李。李()主任(副)对许主任所说的不太了解，无法回答对方提出的“为什么要去法意”的问题。他去耿主任那里调研，所以他刚去了西德，等别人出去了再说。我正和李主任谈这件事，李又打电话来问。中康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修改了给省政府的报告。

下午，我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提前政审。S签了之后，我去文化宫请耿主任签了。到目前为止，前期手续已经基本完成，就等省里审批了。

林先生要到14号去北京开会，我打算15号去，时间上有些冲突。告诉后，他要我转告林，还是十五号去准备一下。

1987年11月9日

早上一上班就出去提问了，但是邀请还没到。回到办公室后，我给李打了个长途。他告诉我，它必须由大众汽车从中国发出。因为前两天是休息日，不可能马上发。这样，今天什么都做不了。我想先转让我的护照。我去北京办了签证，提前订了机票，但是外事经理孙潇说，没有省里的批准，护照不能转，没有邀请电话，不能送到省里审批。没什么好想的，只能等。

估计是发生了什么变化，不然应该不会这样。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日

还是没有邀请。下午打电话给李。李不在，一个姓王的姑娘接了，答应叫李马上送来。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晚上，主任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一些变化:一位领导想约见李，李想和负责人谈一谈。

事情变得有点复杂。我在日记中写道:“从一汽拜访李的名字到的犹豫，可以看出这件事不可能一帆风顺。大众已经与上海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由于本土化问题，屡遭诟病，形象也不太好。一汽如果和大众合作，对上海会有影响，特别是在产品上下的问题上，所以估计北京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能无法顺利完成。”

为了不为难大众，也为了尽快成行，我们决定请(斯图加特的活塞厂)发出邀请。结果刚收到的邀请，回访就被叫停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早上，我去了李厂长的办公室。他告诉我，为了不为难大众，而是为了快速成行，我准备让公司先发个邀请。我去了对外经济办公室，请李光荣发这封电报。晚上，中康主任又打电话来问，我告诉他明天早上去外经办问结果。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来邀电，我们也走不开。估计是北京的干涉起了作用，或者我们厂打算谨慎一点，或者等到北京开绿灯再说…总之已经停了，等等。是的，企业虽然有一定的自，但是没有上面的支持，很难做到。企业越大，越困难。

后来我们才知道，哈恩在参观完一汽回北京的时候，被一位领导指责，质问他们为什么去长春而不是上海，要他们从一汽抽回手，说一汽有自己的合作伙伴。

上海对一汽与大众的接触并不高兴。10月份中德会谈后，有人问我大众为什么要和一汽合作，答应一些优惠条件。

我有两个原因:第一，大众和上海的合作开展的并不顺利。上海认为德国卡在上海本地化的进展；德国人认为对方太低级，不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甚至断言“上海这个地方生产不出高档车”，所以想找一个更好的合作伙伴。

第二，更根本的原因是上海是德国人最后打进中国的一只脚。中国有三大汽车工业——一汽、SAIC和上汽。如果一汽和SAIC与美国或日本公司合作，上海很容易被挤出去。但如果大众能和一汽、二汽中的一家合作，在中国立足就容易了。

对于大众来说，与一汽、二汽其中一家合作，是具有战略远见的明智之举。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花点钱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一汽和大众各有诉求和需求，因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

“目前，很明显存在许多障碍。”我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有我们的需求，他们有他们的目的，上海就在其中。这场车战还挺有意思的。”

这一停就是半个月。如果是别人，我可能就止步于此了，但是耿导演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坚持青山不放松，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继续向前推进。期间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工作，怎么搬的。但结果半个月后，上面又改口说，企业选择合作伙伴是自己的事，我们政府部门不干涉。

12月初，该项目重新启动，郑景彤被添加到访客名单中。我克服了各种困难，设法在七天内出国。

1987年12月1日

主任让我再出国一次，争取10号出门，不然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另外，除了原来的四个人，加上郑敬桐。

忙了一天，填了各种表格办理手续，政审文件也完成了。这样，只要拿到郑先生的护照，8号就有可能出门。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日

办理护照事宜。我给李打了个长途电话。首先，请一次发五个人的邀请电报。第二，请帮忙加快签证申请。现在的关键是明天能不能拿到护照。事情到了我这里就急了。

只是很多事情发生了。12月3日，我去吉林省外办拿护照，却被对方“卡住”了。原因是郑先生年纪大了，从一线退下来，不适合出国。

其实他们对一汽是有一些看法的。第一，一些海外的总结、报告、文件没有上报给他们。二是有的护照没有及时归还。按照规定，公务护照要在5天内归还。

李没办法，只好请副局长出面协调。另一个姓郭的厂长去洗澡，硬生生把李厂长留在那里半个小时。终于等到人来了，对方还在喘气。第一，他说“经研究，我不同意他出国……”我们都哽咽了，然后我们谈到了照顾汽车厂。至少事情终于解决了，当天晚上我就去了北京。

12月4日10:40左右到达北京，11: 00后到达北京饭店大众汽车中国办事处，李不在。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这周拿不到签证了。那天是星期五，我周末必须休息(德国在1918年宣布星期六为法定假日，1929年宣布星期天为法定假日；中国从1995年开始实行周末制度)。虽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联)外事办公室和李答应尽力帮助，但考虑到西方24日庆祝圣诞节，自19日起，那里的大部分企业已经停工，时间确实很紧迫。

终于，12月7日周一，大众新任北京代表克里斯蒂娜·格拉芬·冯·芬肯斯坦(Christina Grä fin von Finckenstein)从二汽回来了。这样，在此期间，大众应该也在接触第二辆汽车。虽然拉肚子，但她还是帮忙打印了一份邀请函电报，寄到了大使馆。这样第二天就可以拿到签证，9号就可以走，可以在德国待十几天。

同日，林、李、许、郑景彤等前往中汽联看望李刚。回来后，他们告诉我要做好以下几件事:①这次出去，一定要搞清楚几个问题，尤其是模具的数量、质量、价格。②技术转让的范围和条件。(3)提前准备好备忘录及相关材料和文件。

12月8日上午，我拿回了护照和机票，终于万事俱备。

晚上，与李进行了沟通。林总首先介绍了我们此行的计划和意图，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了解清楚产品情况:①奥迪100相比道奇600有哪些优势？②系列化；③奥迪100搭载克莱斯勒发动机后，最好能有一些关于其基本性能的测试数据，比如最高车速、加速度、舒适性等。

另外，如果大众向一汽转让技术，转让的内容和范围是什么？签完合同，多久能提供图纸；用桑塔纳概括到什么程度？

二是了解模具的技术状况、数量、价格以及提供给一汽的具体时间。

▲两辆搭载克莱斯勒(488)发动机的奥迪100。

李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意思是为了避免和上海闹僵，价格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要和哈恩谈一下，让他来解决。大众认为一汽有吸收和掌握大众技术的能力。另外上海的模具都翻新过，所以贵，而一汽的模具不用翻新，所以花不了那么多钱。总之，李对双方的合作持乐观态度。

我们希望取得实质性进展，很高兴你来了。

1987年12月9日，由于大雾，飞机比原计划晚起飞了两个小时。当地时间8点，我们飞往德国法兰克福，然后乘坐汉莎空前往汉诺威。凌晨1点，我们住进了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招待所。总的来说，访问进行得很顺利，除了一些复杂的情况。

(未完待续)